東海交流之後

從東海的異議性社團交流回來。兩年前交流是從這裡開始的，兩年後回來，變化很大。最直接的變化是覺得自己變老了。參與的人換了一輪，林飛帆來之前，只有我和蔡秉璁是最老、在社團裡待最久。其他都是新人了。

整個交流的晚上、階梯、教室外和教室裡，我們都在談洛書提出的組織問題。但連洛書、守禮、書瑋這些東海「老一輩」的人間幹部，也都不來了。兩年前的交流時，只有他們有能耐提出「學運整體的理論問題」。還記得在澄洋發起的Open space討論圈裡，程洋提出學運的去政治化討論、守禮跟洛書提出他們的「公共化」理論，而剛創社半年自以為參與社運多年的我卻懦懦聽著答不上腔，只能空泛說出：「基進筆記的目標就是打開清大的公共領域、促進公共討論」，面對守禮追問：「但公共領域只是個中性的詞，打開公共領域之後呢？你們對校園、社會的立場跟戰略是什麼？」我卻答不出話來。

如今，面對時代的追問，已經輪到我們、輪到我自己，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回答。因為我們也已經是「學長姐」，面對滿屋子的學運新生，再給不出說法，那台灣的學運似乎也沒什麼希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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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洛書文章的回應基本上是這樣的，學運社團在台灣整體社會運動中的任務有三：

一、「組織」的確重要。必須培養幹部作到：培養基本的做事技能、能夠對政治情勢做出判斷分析、也必須從左翼理論出發，對世事有基本的理解。

二、因為最接近學生，所以有必要組織學生群眾。

鞏固校園的確必要，我們也做得不夠好。但對於洛書對「校內／外」的行動準則，我卻有不同意見。從樂青、農青、王家、華隆的案例裡，我們可以看到：

學生事實上也可以在校外鍛鍊組織技能，雖然有些運動只成就個別學生的組織能力，但以組織的形式集體決策也是可能的；

學生在校外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組織到群眾：「樂生模式」被孫窮理、李杰穎判斷為台灣學運的一種嶄新模式，蔡秉璁也提到樂生居民早年仰賴台權會、律師但後來卻主要與學生共同行動的經驗，農青雖然主要決策仍仰賴蔡培慧為中心的組織群，但在大南埔農村辦公室、政大返穀與灣寶的合作、學費議題可以動員華隆群眾。這些例子都是例證；

再者，學生也可以在校外組織到學生。最好的例子是農青每年辦夏耘吸收到兩百名素人，樂生、王家也有游離的學生被組織進來，華隆也有兩百名素人名單。這是因為，如杰穎所說，學生群體是非常特殊的，他們並不全因為物質條件而決定行動，學生是「意識型態的動物」，他們可能因為各種模糊理念被激怒，而決定走到校外。在這過程中，學生也可以被校外的學生組織給組織進來。

學生在校外並非一事無成。因此，我們可以主張學運社團可以有項重要任務：

三、讓學生踏入社會，學習與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互動。而這樣的任務必須仰賴學生在校外有獨立、深入的第一線組織，否則我們就永遠只能透過既有社運團體的中介來接觸社會群眾，那反而使得「學生主體性」更沒有實現的可能。

總的而言，校內、校外都是重要的陣地，我們必須鞏固校內，但校外的第一線學生組織也不能棄守。

至於「組織化」問題，洛書提出各校社團經驗不足，而可能有被強人「收編」的疑慮。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事實上「收編」的情況現在就在發生。自野草莓以降，我們都仰賴人際關係、對突發議題反應式的組織動員（一發生議題就急促的組織各種「聯盟」），在這種急促的過程中，「無組織」的狀況往往也讓行動中的「強人」或對該議題較具經驗的組織，握有更大的發言權。這就是「無架構的暴政」。

要解決「無架構的暴政」、同時也正視學生必須有組織的提出自己的改革綱領以確立行動策略的問題，我們的解決方式不應該是全然撤守校外，只回到校內組織，而應該透過集體組織化來解決。

只是在組織化的過程中，洛書的論述提醒我們一個重要面向：組織必須有助於各社團間的互相培力、讓各社團得以有對等的能力來討論共同的行動綱領。而在以「行南」、《青聲誌》為中心的組織過程中，我們也的確已經看到這樣的努力。

所以，我們的解決方式不應該是「先校內、後校外」、「先鞏固校內、後校際串連」，而應該同時發展校內外的陣地，並且在校際串連的過程中協力各校內社團的鞏固，並且不斷嘗試凝聚彼此的共同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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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杰穎報告時提到的東海組織模式。

大二那年就聽聞過東海人間的「路線會議」傳統，每次都開三天三夜。華隆罷工時，徐漢華也帶著他台研社的夥伴到現場聲援，空閒下來、大家休息的時候，他們也在車庫裡面熬夜開會。

一個「綱領」是有必要的。他讓我們面對各種突發狀況可以做出立即的集體判斷，也可以主動發起行動。

也想過在基筆開個路線會議，後來覺得太難：我們對世界局勢、校內議題都沒什麼掌握，要討論又能討論什麼？有時羨慕東海、大新那樣歷史悠久的社團，有老學長姐帶著，可以少掉很多跌跌撞的摸索。當然基筆這樣新人打天下也有好處，只是難免諸多消磨。

但後來覺得，對事情的看法、對其他團體的判斷，還是得從不斷的實踐與串連中去累積。所以這學期開始我們密集地在編務會議上面討論大自釣魚台、謝長廷訪中，小至校園禁酒令的議題；而與ERSA、模聯籌備小組的接觸，則有助我們釐清校內情勢的判斷。透過採訪、寫稿進一步認識現狀。事實上，我們每個禮拜都在開小型路線會議、或為整體的路線會議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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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中午，洛書從研究室走過來，和我、杰穎、林飛帆、蔡秉璁在走廊上討論這個問題。他說他的主張基本上跟我們沒有太大衝突。只是對「校內鞏固」的作法仍有焦慮。

討論完，跟他一起回到研究室。他的座位上放著各種書本，主要是馬克思。守禮在隔壁間苦讀。

洛書笑說：「我現在每天所有的動線，就是從這裡的研究室走到對面的廁所。只剩下路途中看到天上的圓圓的月亮，是我生活中的小確幸。」

講到這個，我有點想念魏揚。兩年前交流時他滔滔不絕對「學生權利」論述只打高空而不落實到學生生活，所作的強力批判，讓「基筆」稍稍能夠保住顏面。但這次他也沒來，每天在臉書上po著社會所的讀書會照片，基筆的社務、採訪也難再參與。想起兩年前在清大第一次見面他掰著咖，我們第一次在宿舍交誼廳討論到創一個社、辦一個刊物的想法的那個晚上。感到有點孤單。

而就在交流結束的第二天早上，社會所公佈了推甄第一階段合格的名單。三十一人報名，刷了十五個人。一時間沒看到自己的名字慌了一下，定睛一看，排在第二十號。

如果順利畢業、進了社會所，明年此時的我，會是什麼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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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晚上喝許多酒。在民宿的門外學會抽菸。和蔡秉璁聊起統獨的問題：「陳為廷，你真的那麼在意統獨嗎？」他這樣問。

我想起在王家那個晚上，林飛帆討論青年綱領時，阿松、小咪的回應與質疑。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台獨左派。但我不「相信」民族主義，就好像安德森說的：

「我想，如果我們把民族主義當作像『血緣關係』和『宗教』這樣的概念來處理，而不要把他理解為像『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事情應該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p10）

「我們應該將民族主義和一些大的文化體系，而不是被有意識信奉的各種政治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來加以理解這些先於民族主義出現的文化體系，在日後既孕育了民族主義，同時也變成民族主義形成的背景。只有將民族主義和這些文化體系聯繫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義」（p19）。

民族主義只能用來理解，沒什麼好「相信」的，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種「科學的」、禁得起普遍性的「邏輯」來檢視的意識形態。他是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人們認知人群分類的方式。安德森在《想像共同體》一書的開頭就舉三個共產國家彼此征戰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在理論指導上，我們可以輕易地將民族主義畫歸為「虛假意識」，但他是不可能因此就被掩蓋、或消滅。

依據這樣的分析，我的立場是：以民族主義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工具之一。

竹中的華隆座談後，在對面的小吃店吃晚餐，我問起高偉凱當年為何選擇加入勞動黨？他說大學的時候自己三個工運派系都接觸過，會加入勞動黨的原因是：「一、我是一個統派，所以不可能去勞陣；二、我認為工運不可以只顧守在個別的議題，還應該對台灣整體的走向有立場，像工委會那樣根本是『政治幼稚病』」。

勞動黨的立場（據他們所宣稱）就是以民族主義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工具：必須兩岸統一，以中國為單位去抵抗美國帝國主義。

我們的立場與勞動黨的差異在於：我們認為中國也是一個「帝國」，與他們結盟，至少就目前而言，沒有左的可能。所以我們會認為他們的路線，是民族主義凌駕了社會主義。當然，他們也可以反過來，對我們有同樣的指控。

這是在帝國夾擊下，台灣人的悲哀，我們的選擇很少、判斷艱困，但還是得勇敢做出選擇。

不過至少，勞動黨的組織方式是令人尊敬、值得學習的，他們無論如何還是在做扎實的工人組織工作，然後再對組織起來的群眾作政治教育。比方說，這次「紀念林書揚同志」的秋祭，他們也邀請華隆的一台遊覽車去。

在宣稱左獨派的工人團體裡，看得到這樣的扎實作法嗎？至少勞陣、全產總看來都有點鳥掉了。而其他扎實的工會組織即使組織者本身也是獨派，卻很少在組織過程中提到統獨問題。

不過像農陣那樣，也許是更聰明的做法。他實質上用的是左翼論述，在談「土地」的時候就在隱隱召喚人民的土地認同。表面上不談，卻實際走出一條左獨的運動路線。

我想起第一次去世新社發所，參觀蔡培慧的辦公室。Kou sh對我說：「你有注意到嗎？蔡培慧的書櫃上沒有馬恩選集，卻有三大冊《列寧全集》。」

這樣回想起來，好像還真有幾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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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在房間裡聊到「社科霸權」的問題，她說她看不懂我們用的很多複雜理論，難道要寫東西就一定得先念過那些理論嗎？我問她想做些什麼？她說，都在《青聲誌》裡了。

《青聲誌》已經出了好久，但我都還沒真正讀過。不讀的原因可能也多少有點覺得那「太淺」了，而把時間拿去讀洛書、苦勞網那類文章。哈拿這樣一說我反倒臉紅起來，我這不就正是活生生的「社科霸權」嗎？

隔天座談的時間和李嶽、翁慶寧溜出去角落抽菸。邊抽邊讀《青聲誌》，覺得這真是一本好厲害、好厲害的刊物。哈拿、澄洋他們辦這刊物想挑戰的的確就是我們這種菁英的「霸權」。裡頭的文章沒半點理論、著重生命史的書寫，但哈拿的觀察精準，透過對自己、對同學生命的體察，她寫出了活生生的剝削、異化。而且在其中呈現人的真實掙扎。

這是真正動人的文字。是我所寫不出來的。

也許跟澄洋、小范的年紀有關。搞了十年學運，認知到組織的關鍵還是在人的真實感受與經驗。那需要溫柔敦厚的待人能力。而這種能力，一直都是自我中心的我所缺乏。

第一次來交流的雅甄看起來獲益良多，在筆記本上畫出了一個基筆的組織問題圖，說她回去之後想寫篇文章，她說：「基筆的問題也許在於，我們太想去『改變』人、太『菁英』了。」（或許她想到我們對ERSA、模聯的討論？）

的確。李嶽也說基筆的組織調性很剛硬。比起零貳社的女孩集團來說，我們更像學長姐單方面的想改造學弟妹、改造其他同學、改造全世界，而不是更細心地體察每個人的差異，互相培力，共同找出更好的辦法。

那也許跟我個人的特質也有些關係。而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起瑞樺老師給的「要與常識斷裂，而非與生活斷裂」的說法：

「我們在講文化領導權的時候，強調行動者必須熟悉一般民眾使用的語彙，這是為了讓所要傳遞的進步觀念能夠被民眾接受。但在我看來，理解民眾的文化，不只是為了順利地置入我們自己的價值主張，並且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裡面，修正我們自己原先基於某些社會改革設想所產生的「專斷性」。這種理解可以讓我們的進步觀念跟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比較好的接合。這個接合並不只是民眾的接受，同時也是我們的自我修正。修正，並不是妥協，而是反思我們自己的不足。

社會學的「斷裂」，不應該是一種看起來跟全世界為敵的姿態。這種姿態，除了表現自己之外，並無法改變任何人。我們跟常識斷裂，同時也要跟民眾的生活相結合。如果不與民眾的生活結合，也就不可能改變民眾。除非你是一個暴君。

……我們之前提過，要進行社會實踐，只有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的理性論述是不夠的，還要體察常民文化以建立文化領導權。這裡指的不只是將自己的理想讓對方接受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認識對方的生命經驗，理解對方的情感需求。在這種意義下的文化領導權，是一種謙卑的實踐態度，一種願意體察對方情緒感受的態度。透過這種態度，我們所要建立的文化領導權才具有了某種倫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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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結束，搭公車去一中商圈。壅擠的商圈，背著行李走在裡頭感到煩躁疲憊。最後一起在中一中司令台上坐下來吃晚餐。

想起鯨向海的詩：

「我知道你是另一個寂寞的人

哀悼這個城市

難過完了

就出現在我的夢裡那個街角

陽光最集中的地方

善良的男孩都在那裡

順利長出喉結

當我醉倒在路邊

你走過來

俯身看我

巨大的星空

我可以許一個願望嗎？

必要的時候

我們手牽手

坐在路邊

讓日夜繼續它們的疾行吧

就只有你聽到

我的心還在跳

就只有你看見我

喝養樂多的時候

還那麼像一個小孩」

L是另一個寂寞的、需要愛的人。她談起在這座城市生活的種種，在混亂日子裡面的那些來來去去的男孩。司令台抬頭就看得見中友百貨。我告訴她，小的時候，媽媽一個人能帶我去的地方不多，她都會帶我來買鹹蛋超人。

她要我趕快回家看阿嬤：「我是因為你要去看阿嬤才陪你來的喔。如果你最後沒回去，我會把你殺掉。」

話說完送她上了公車。在中友的對面躊躇，在想到底要回台中的家、還是到對面去搭客運回新竹？

好久不曾回來看看阿婆和舅舅舅媽。一方面是看到舅舅舅媽都已經退休，還得日夜顛倒做著保全、看護工作的樣子，感到罪惡。我都覺得，那好像是我害的。一方面是我常常想，如果阿婆記不得我怎麼辦？如果看到阿婆總是睡在床上不醒呢？

直到表姊傳來這樣一則訊息：

「昨天帶我女兒去台中看奶奶

她很開心

還拿壹週刊出來翻到你那頁給我們看

但我沒看

總之她是很開心」

我想，我還是得找一天回去。

搭著夜裡的客運在曉明女中下車，走進巷子裡，在門口被警衛擋下，特別致電家裡問我是不是家裡人？讓我尷尬一陣。進電梯的時候剛好碰到下班的舅舅，他說：「我待會五點還要起來上班。」進門，看起來等門許久、一臉疲倦的舅媽念說：「怎麼那麼晚？」爾後兩人就雙雙進房去睡了。

阿婆剛好起床。蒼白的頭髮她躺在床上，問我：「跟誰一起來？」我握她的手說自己來，會待到明天中午。安心睡吧。她笑了一下。外勞說：「阿婆要尿尿了。」我走出房間，她拿來臉盆，讓阿婆在床上如廁。

我就那樣在沙發上睡著了。五點多，被舅舅的開門聲吵醒，他要到另一棟大樓去上警衛的班。九點多阿婆醒來，在外勞攙扶下用著輔具走到我旁邊的沙發，把輔具放好，笑著看我，坐了下來。她念著佛珠、我看電視。

我跟她聊了幾句，開FB給她看照片，關於各個表哥表姐們的生活瑣事。無法說太長的句子，因為她已重聽。但當我指著婉婷的小女娃、以及佩璟姊姊在台北的生活照，她說她都知道、她們都來看過她了。

無語坐著，我想起屋外的小狗。

咪咪是一隻小馬爾濟思。是國二那年舅舅舅媽買來養在苗栗家裡的。那個時候，我和他們的關係非常差。我一直埋怨他們，為什麼不告訴我媽媽得的是肺癌？為什麼不讓我多去看媽媽呢？直到舅舅擺了一封長信在我桌上，告訴我，我其實是一直都知道媽媽得的是肺癌的。他們很早很早就對我說過了。

只是我一直無法面對事實。直到媽媽住進台中榮總（就在東海正對面）的安寧病房，我還一直都想，她只是照例住院，終有一天，她仍會回來。

在那段長時間的爭吵裡，阿婆忍受不住，在煩躁與悲傷中，搬離這個與我和媽媽住了十幾年的家。而咪咪的到來，修補了我和舅舅舅媽的關係。我們一起照料牠、共同呼喚／責罵牠，看牠作出各種動作，和牠一起玩。咪咪成為我們的家人，也讓我們更像一家人。

現在，咪咪也已經是隻七歲的老狗了。自從我上了高中，舅舅舅媽就把咪咪帶回台中。我甚至有些遲疑，牠是咪咪嗎？會不會其實咪咪早死了，而這是另一隻相像的小狗？

直到我把咪咪放出來，看到牠先是遲疑而後狂奔、先是畏懼而後慢慢走過來讓我摸的樣子，讓我確定，沒錯，這是我的老狗。

我就那樣抱著一隻老狗、坐在老人旁邊。阿婆看著咪咪，用手指去彈牠的頭。咪咪也不叫、使勁搖著尾巴。

十點多，台中的陽光灑落下來。這座城市封存著我的一部分。我想好好記得這個時光。留住阿婆與咪咪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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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東海學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抽菸。

李嶽給我抽的第一支菸就是紅Marlboro，我後來才知道，這是一種濃煙，尼古丁含量0.8。林飛帆抽的才0.1。紅Ma抽慣了，其他抽起來都像廢氣、沒什麼感覺。

在民宿的門口抽菸，搭著酒喝，有一種迷幻的暈眩感。暈眩當中，人好像比較容易放鬆、吐露心事。重點是抽菸的時候必須一起躲到沒人的地方，面面相覷，自然聊起天來，分享秘密。至少一根菸的時間。

談起學費，蔡秉璁說，他是軍公教子女，學費減免一半。這樣推想起來，我應該也是軍公教子女了。雖然一直沒問清楚，但每學期繳完學費舅舅都會要我把繳費單和學生證傳真回去，申請減免。每學期，他都會問學費多少？要我出一半，至少一萬。推算起來，事實上是我自己出了大部分學費。心情有些複雜。卻也有點輕鬆，至少不那麼罪惡。

前天晚上，大阿姨打來，說五舅舅看到我又要去台北抗議了，要我別去：「又沒你的事情，去做什麼呢？」從旺中、到華隆，他們已經操心過幾回。

「但這次是學費啊！」我曉以大義，說清楚上了研究所我還是會被漲到。

大阿姨嘆了口氣。要我好好念書、別搞東搞西了，「我們大家只能供你念到大學畢業喔，剩下的你要自己想辦法了。民進黨的還一直說要砍軍公教年終啊，我的年終差點沒得領，還好月收兩萬以下，最後還是有得拿。」大阿姨是老兵遺眷，早年是最早從苗栗出嫁到台北去的。

我點頭說好、好。既然要我自己出錢，那我更得上台北抗議去了。

「好啦。至少大學畢業證書要拿到啦！別跑來跑去，五舅說他蒐集你從高中到現在的剪報，都快一大本了，全都是去抗議的！」她笑說。

我說好。掛上電話。

點了根菸。

在住宿處的陽台上，這裡也是眷村改建的國宅，天初暗，家家戶戶的燈點亮起來。大家都回家了，我想。菸進入喉頭、尼古丁瀰漫起來，意識朦朧。手上的紅Ma只剩半包。抽了一根又一根。

盯著菸快燒到濾嘴發呆。想起隔天的北上抗議。感到時間真是過得恍惚、艱困、而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