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的 楊汝椿大哥在年末驟逝。臉書上紀念他的文章，多從早年他任職《聯合晚報》記者時與工運並肩作戰的故事、及後來參與記協的創會與抗爭的故事開始寫起。
但我認識汝椿大哥，是在前年的華隆罷工。
那時，工會已經否決了資方提出的「退休金／資遣費五折」方案，但票數相近，勉強度過一次分裂危機。五十名工會成員徒步北上抗爭，帶來一波新高潮，但隨即又被新的新聞蓋去。罷工行將邁入第三個月，眼看就要開學，除了聲援學生現實的困難、工人們面對小孩動輒數萬的學費，也感到萬分窘迫。這場與資方比氣長的抗爭，沒有人敢預言還能撐多久。
然後，一個陌生、戴著眼鏡，滿臉從容的大叔走了進來，坐在我對面。「我叫楊汝椿，是《壹週刊》的記者。早前在《聯晚》，也跑了多年的工運線。」他自我介紹，接著劈頭就問：「你們對劉政鴻與華隆那塊的關係，了解多少？」
我感到驚訝、又遲疑。驚訝點在於，劉政鴻炒華隆地皮那件事，雖然一直是工人間的傳聞，但一直苦無證據、也從未正式成為工會主打的訴求，從沒有記者主動問過這件事，他怎麼知道？遲疑點在，當時覺得，《壹週刊》聽起來就有點「怪怪的」，「工運記者」聽起來不是苦勞網、就是PNN啊！眼前這個大叔真的可信嗎？
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坦承告訴他我們那幾天剛努力調了地籍圖等資料，但資料量很大，我們尚無力追查地籍圖登記的是否是劉政鴻的人頭；另方面，工會也有其顧忌，認為這個打點不適合由工會來處理。
中年大叔聽完點點頭，表示他理解。他向我們要了地籍圖的影本，同時打了兩通電話。一通電話打給《壹週刊》的「專案組」，把資料回傳；另通電話，則直接打到劉政鴻的手機，他接起電話來像熟人一樣，打笑地說：「縣長啊？我是《壹週刊》楊汝椿」，像熟人似地寒暄一番，然後約了待會在縣長室的採訪。
掛掉電話，他對我眨眨眼，神祕地笑著說：「有時候，還是要爾虞我詐一下。」
語畢，他就拿起資料離開。我看得目瞪口呆，想說，從來沒看過哪個「工運記者」可以這樣跟劉政鴻麻吉麻吉約訪的。這傢伙真的可信嗎？
直到一週後，《壹週刊》出刊，封面故事就是劉政鴻炒華隆地的報導，撰稿記者，掛名楊汝椿。報導內詳細了描述了劉政鴻助陳明朝炒作華隆地的過程，並點出雙方疑似有對價關係的建物所在。那篇報導，立刻成為當天各大電子媒體的報導焦點，為華隆案再掀高潮。
不到半天，工會就接到劉政鴻的電話，邀他們到縣府磋商，由劉政鴻提出「六折退休金、八折資遣費」的方案。隔天工會投票通過，再隔天就與資方拍板定案。整場溽夏罷工，剛好就在第一百天劃下終點。
事後看來，為什麼一路消極裝死的劉政鴻會突然主動出面？為什麼本來一直說沒錢的華隆會突然有了錢？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許正是汝椿大哥的那篇報導。是它迫使劉政鴻非得出面「息事寧人」。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一篇報導的用處，大於工人抗爭的努力、或大於過去一百天眾家獨立媒體的報導。如果沒有過去一百天工人的堅持、付出的種種代價，及各獨立媒體的詳細追蹤，社會大眾根本不會理解何謂「華隆」，《壹週刊》這篇報導也沒有機會在此時起到這個關鍵作用。甚至，依商業考量，《壹週刊》可能根本不會作這篇報導。
但汝椿大哥還是為我們演繹了一次媒體與運動的分進合擊，告訴世人「如何在主流媒體內作一個運動記者」。或者，他也只不過僅僅是，提醒了我們媒體本來的角色。
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對主流媒體不期不待：每場抗爭，如果至少有個畫面就要偷笑；若幫忙整理了表格、平衡了報導與陳述抗爭始末，就已是萬幸。但作為一個有資源與經驗的媒體，他其實還可以主動去挖掘不公，呈現連抗爭者本身都無力獲取的資訊，為運動提供子彈，而非僅僅等著被抗爭者餵養現成材料，或等而下者，連材料也懶得處理。
至今，我仍然好奇汝椿大哥是怎樣知道這個報導方向，是我們當時正需要的痛點？怎樣跟一邊套交情、一邊棒打劉政鴻？他們的專案組又是怎樣掌握到那些資訊？
我最後一次遇到他，是在2012年跨年那晚，楊汝椿大哥以壹週刊工會成員的身分，到反媒體壟斷的跨年晚會上來。聽他聊他對未來的媒體運動的願景。那陣子，壹傳媒工會內部對是否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有不少爭論，許多幹部壓力很大，而汝椿大哥，正是少數到場聲援的幹部之一。
一直想在找時間和他聊聊那篇報導。如今已沒有機會。
直到我看到汝椿大哥臉書上，有朋友上傳他在辦公桌前工作的這張照片。看到他桌上滿坑滿谷的那些資料，我想，也許答案就在裡頭。
謹以此文，紀念我所知道的楊汝椿大哥，及他教會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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