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日 星期四

誌楊汝椿大哥--一名我所知道的記者


《壹週刊》的 楊汝椿大哥在年末驟逝。臉書上紀念他的文章,多從早年他任職《聯合晚報》記者時與工運並肩作戰的故事、及後來參與記協的創會與抗爭的故事開始寫起。
但我認識汝椿大哥,是在前年的華隆罷工。

八月下旬一個溽夏午後,我們在華隆二分廠的機車停車廠裡(那是我們那幾個禮拜的夜宿地點、兼產出各種新聞稿/網宣/抗爭標語的工作室),抱著電腦苦惱,感到一籌莫展。

那時,工會已經否決了資方提出的「退休金/資遣費五折」方案,但票數相近,勉強度過一次分裂危機。五十名工會成員徒步北上抗爭,帶來一波新高潮,但隨即又被新的新聞蓋去。罷工行將邁入第三個月,眼看就要開學,除了聲援學生現實的困難、工人們面對小孩動輒數萬的學費,也感到萬分窘迫。這場與資方比氣長的抗爭,沒有人敢預言還能撐多久。

然後,一個陌生、戴著眼鏡,滿臉從容的大叔走了進來,坐在我對面。「我叫楊汝椿,是《壹週刊》的記者。早前在《聯晚》,也跑了多年的工運線。」他自我介紹,接著劈頭就問:「你們對劉政鴻與華隆那塊的關係,了解多少?」

我感到驚訝、又遲疑。驚訝點在於,劉政鴻炒華隆地皮那件事,雖然一直是工人間的傳聞,但一直苦無證據、也從未正式成為工會主打的訴求,從沒有記者主動問過這件事,他怎麼知道?遲疑點在,當時覺得,《壹週刊》聽起來就有點「怪怪的」,「工運記者」聽起來不是苦勞網、就是PNN啊!眼前這個大叔真的可信嗎?

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坦承告訴他我們那幾天剛努力調了地籍圖等資料,但資料量很大,我們尚無力追查地籍圖登記的是否是劉政鴻的人頭;另方面,工會也有其顧忌,認為這個打點不適合由工會來處理。

中年大叔聽完點點頭,表示他理解。他向我們要了地籍圖的影本,同時打了兩通電話。一通電話打給《壹週刊》的「專案組」,把資料回傳;另通電話,則直接打到劉政鴻的手機,他接起電話來像熟人一樣,打笑地說:「縣長啊?我是《壹週刊》楊汝椿」,像熟人似地寒暄一番,然後約了待會在縣長室的採訪。

掛掉電話,他對我眨眨眼,神祕地笑著說:「有時候,還是要爾虞我詐一下。」

語畢,他就拿起資料離開。我看得目瞪口呆,想說,從來沒看過哪個「工運記者」可以這樣跟劉政鴻麻吉麻吉約訪的。這傢伙真的可信嗎?

直到一週後,《壹週刊》出刊,封面故事就是劉政鴻炒華隆地的報導,撰稿記者,掛名楊汝椿。報導內詳細了描述了劉政鴻助陳明朝炒作華隆地的過程,並點出雙方疑似有對價關係的建物所在。那篇報導,立刻成為當天各大電子媒體的報導焦點,為華隆案再掀高潮。

不到半天,工會就接到劉政鴻的電話,邀他們到縣府磋商,由劉政鴻提出「六折退休金、八折資遣費」的方案。隔天工會投票通過,再隔天就與資方拍板定案。整場溽夏罷工,剛好就在第一百天劃下終點。

事後看來,為什麼一路消極裝死的劉政鴻會突然主動出面?為什麼本來一直說沒錢的華隆會突然有了錢?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許正是汝椿大哥的那篇報導。是它迫使劉政鴻非得出面「息事寧人」。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一篇報導的用處,大於工人抗爭的努力、或大於過去一百天眾家獨立媒體的報導。如果沒有過去一百天工人的堅持、付出的種種代價,及各獨立媒體的詳細追蹤,社會大眾根本不會理解何謂「華隆」,《壹週刊》這篇報導也沒有機會在此時起到這個關鍵作用。甚至,依商業考量,《壹週刊》可能根本不會作這篇報導。

但汝椿大哥還是為我們演繹了一次媒體與運動的分進合擊,告訴世人「如何在主流媒體內作一個運動記者」。或者,他也只不過僅僅是,提醒了我們媒體本來的角色。

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對主流媒體不期不待:每場抗爭,如果至少有個畫面就要偷笑;若幫忙整理了表格、平衡了報導與陳述抗爭始末,就已是萬幸。但作為一個有資源與經驗的媒體,他其實還可以主動去挖掘不公,呈現連抗爭者本身都無力獲取的資訊,為運動提供子彈,而非僅僅等著被抗爭者餵養現成材料,或等而下者,連材料也懶得處理。

至今,我仍然好奇汝椿大哥是怎樣知道這個報導方向,是我們當時正需要的痛點?怎樣跟一邊套交情、一邊棒打劉政鴻?他們的專案組又是怎樣掌握到那些資訊?

我最後一次遇到他,是在2012年跨年那晚,楊汝椿大哥以壹週刊工會成員的身分,到反媒體壟斷的跨年晚會上來。聽他聊他對未來的媒體運動的願景。那陣子,壹傳媒工會內部對是否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有不少爭論,許多幹部壓力很大,而汝椿大哥,正是少數到場聲援的幹部之一。

一直想在找時間和他聊聊那篇報導。如今已沒有機會。

直到我看到汝椿大哥臉書上,有朋友上傳他在辦公桌前工作的這張照片。看到他桌上滿坑滿谷的那些資料,我想,也許答案就在裡頭。

謹以此文,紀念我所知道的楊汝椿大哥,及他教會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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