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有「王文霞們」，我們更需要「南榕廣場」

成大昨日校務會議正式以70比21的票數，否決了廣場命名案。經學生票選出來的「南榕廣場」命名，正式被黑掉。整天臉書上大家最憤慨的，是歷史系教授王文霞的發言：

「歷史系王文霞教授則認為，命名理念有許多不符史實之處，她除了對警方火攻雜誌社的說法存疑，也認為『因鄭南榕的犧牲才有台灣自由民主』的邏輯並不正確，因為有許多歷史人物在實質上的努力比他做得更多。她更批評，鄭南榕很像伊斯蘭的炸彈客，因為以死來解決問題只是逃避問題，民主核心價值不是愛怎樣就怎樣，而是對生命的尊重。語畢，現場一片掌聲。」（發言全文在此：http://newtalk.tw/news/2014/01/16/43692.html）

這種顯然扭曲史實，加上語畢後的「現場一片掌聲」，令人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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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鄭南榕是恐怖分子」、「鄭南榕有精神問題、以自殺來逃避問題」的講法，並不是王文霞的發明。25年前，鄭南榕自焚前後，這正是國民黨官方，及眾主流媒體的主要抹黑報導方向。

來看幾則當年的報導內容。

鄭南榕自焚當天，《聯合晚報》第一時間是這樣報導：

「據市警局高級官員表示，鄭南榕在引燃汽油彈後，似已呈瘋狂狀態，除向警方攻擊外，也對當時在場的時代雜誌其他同仁攻擊，要他們與他同歸於盡，嚇得這些時代的同事紛紛奪門而逃。」
（〈鄭南榕要同歸於盡　嚇得同事們奪門而逃〉，1989/4/7）

另還有刻意往「精神有問題」方向報導的：

「『鄭南榕』民國54年曾至台大醫院精神科就診，院方今天上午並查出這名人士的出生年月日為36年9月12日，與昨天自焚身亡的鄭南榕生日完全相同。籍貫亦都為福建。很可能是同一人。」
（〈籍貫出生年月日 吻合　鄭南榕 看過‘精神科’〉，《聯晚》，1989/4/8）

「鄭南榕失眠，精神科就診，核對資料，是他沒錯。當時年僅十八，先後複診五次。」
（《聯合報》社論，1989/4/9）

也有以警方角度描述鄭南榕是名「狂徒」的：

「鄧巽昇回憶說，逮捕梁國愷時，面對的是位兇殘、火力強大的歹徒，但是心理有準備，並且經過事先週密的沙盤的推演，因此衝鋒陷陣，雖然緊張，但還不會覺得害怕。

不過，昨天當汽油彈從鄭宅一枚枚擲出，同仁們被熊熊火焰灼傷，面對一位未知數的狂徒，直叫人膽寒」
（〈拘提鄭南榕 不知有危險　鄧巽昇事後回想 好怕！〉，《聯合晚報》，19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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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頭許多報導，今日審視，都禁不起檢驗。

包括當時雜誌社內經歷第一現場的證人提供的證詞，都指出雜誌社起火時鄭南榕早已自囚在總編輯室內，警方「投擲汽油彈」的說法根本是謊言。

而自焚的理由，各家報導根本不觸及鄭南榕起身抵抗的《懲治叛亂條例》惡法，不去作理念上的探究，而一昧在「精神問題」上作文章。

這樣，也許我們就不難理解，當年看了主流媒體、可能根本不識黨外雜誌，才剛取得學位、正開始在成大教書的王文霞，及其他「一片掌聲」的成大教授們，為何二十五年後，還是認定鄭南榕是「恐怖份子」、是「以死來逃避問題、不尊重生命」。

回過頭來看，鄭南榕真的如王文霞所說的：「不能克服的時候，就以死來解決問題，這種方式其實是一種暴力的方式，這個暴力的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逃避問題，一方面反映他是沒有能力去處理他命運裡面面臨的挑戰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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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霞在成大教學網站登載的「專長、研究領域」是：「無」。

也許她並不熟悉台灣當代政治史。讓我們幫她補課一下：

鄭南榕自焚當天（1989/4/7），是因為要「拒捕」。

為何拒捕？因為半年前，鄭南榕刊登了憲法學者許世楷的《台灣新憲法草案》。接著，立刻收到高檢署的「涉嫌叛亂罪」傳票。

你說，奇怪，1987年不就解嚴了嗎？為什麼還有「涉嫌叛亂」這種事？

那是因為，雖然解嚴，但「動員戡亂時期」尚未中止。戒嚴時代用以對付異議者的《懲治叛亂條例》未廢除。

而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唯一死刑。

換句話說，當年若鄭南榕不抵抗，他所面對的，也是「死刑」。

面對可能到來的死亡，堅持「100%言論自由」的鄭南榕選擇了高喊：「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自囚總編輯室71天，最後以自焚，來表達他對這個體制的控訴。

這並非逃避問題、也不是沒有能力面對生命的挑戰。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鄭南榕太正視、太嚴肅地面對這個問題，才鄭重地作出了這個他面對不義體制的崇高決定。

我倒是好奇，若換作如今高傲地批評鄭南榕「不尊重生命」，卻對當年那個剝奪人民自由、視人民生命為草芥的國民黨不置一詞的王文霞，又會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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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也許這次「南榕廣場」的命名風波，會有不少我們這一代的學生，覺得有何必要？「鄭南榕的事我們都知道了，但還有必要特別紀念、跟校方起爭議嗎？」。

但「王文霞們」讓我們看見，我們所知道的鄭南榕，跟許多從戒嚴時代走來的台灣人所知道的，大相逕庭。許多那個年代留下來的抹黑、與誤導並未被釐清，更遑論對當年的壓迫者追究責任。

而我們這一代人對王文霞的「恐怖分子」說的譁然與陌生，則顯示我們對共同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許多像王文霞這樣的台灣人，也一無所知。

正因為有「王文霞們」的存在，我們更需要「南榕廣場」。透過衝突與爭議，去釐清事實、取得共識。「南榕廣場」並不是一種炒冷飯的政治正確，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另一波轉型正義運動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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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註一：

前日成大校務會議通過取消「南榕廣場」命名後，起身刮下「KUANG-FU」校門英文銜牌的成大校友的自首證言。

看到這一段，感到動容：

「在行為的當下我很害怕。我有各種害怕的理由，因為我的身份、因為我不確定這會引來怎麼樣的後續效應。但我堅定地認為，自己應該對成大校方挾著行政優勢而採取粗暴的威權作為提出抗議。」

常被問起：「那樣作的時候，你不怕嗎？」。事實上，大多時候，都怕死了。

只有轉念想起自己的畏懼，可能不及受迫者的千分之一、比不上前行者拿汽油倒往自己身上時的萬分之一，才覺得好過一點。唯有這種時候，才感覺自己更靠近他們一點，相信自己所作的，更能讓人們理解壓迫的巨大和真實。

下引李盈叡臉書全文：

「以下是我對於昨日的事件的聲明。

是我在 2014年一月 15日，拆下光復校區大門口的英文銜牌「KUANG-FU」連同字母與符號共 8個物件。

我要抗議 2014年一月 15日，成大校方在校務會議上，取消南榕廣場的命名。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天下班以後，我騎機車到光復校區大門口附近。停車之後，我步行到光復校區大門口，接著就徒手把 KUANG-FU銜牌逐一拿下。我並不想要留著這些銜牌。可是若成大校方立刻就拿回銜牌並且黏貼回去，就削弱了我抗議的目的與效果。為了不讓成大校方立即取得銜牌，我暫時離開大門口將銜牌放置在我機車的置物袋，然後再走回原處。走回大門口之後，我看到牆面上還有殘膠能隱約看出 KUANG-FU的形狀，於是我拿出鑰匙想刮除那些殘膠。但殘膠很硬，我刮不下來，就在我那麼做的時候，校門警衛就出面來制止我了。

我不選擇離開，而是走回現場，是因為我本來就準備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知道自己可能觸法，而我願意面對可能面臨的法律責任。在行動全程中，我手上都拿著打了洞的成大學生證，所以第一時間內，警方與校方就確認我是成大的校友。在我被帶進警衛室詢問之後，不久我就被送到警察局。然後經歷了警局筆錄、地檢署偵查等程序，在 16日凌晨我就回到了住所。

首先，我不是 Triple Huang，我沒有拆下光復校區大門口的中文銜牌「光復」二字。

再來，這件事情是我一個人做的，沒有共犯。當我得知 15日校務會議的結果，我就決定要採取行動。沒有任何人跟我共同策劃。

然後，我已經歸還銜牌，銜牌都沒有受損。現在銜牌應該都在警方手上列為證物。

在行為的當下我很害怕。我有各種害怕的理由，因為我的身份、因為我不確定這會引來怎麼樣的後續效應。但我堅定地認為，自己應該對成大校方挾著行政優勢而採取粗暴的威權作為提出抗議。拿下那些銜牌，是我個人當下能想像得到、造成所有人相對最小困擾的抗議手段。

我很難在「想紅」與「逃避」的指控中拿捏平衡。我只是想要正面地對一個偌大而行不義的機關表達個人的憤怒。還有更多的在校生、校友與支持者，正努力地使該廣場命名事件能有正義的結果。他們的努力更值得關注。

我想要低調，但我不閃躲。如果有任何問題，請直接與我聯絡。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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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註二：

〈南榕廣場命名事件學生團體聯合聲明〉

　　南榕廣場命名事件，經去年12/25校務會議由學生力爭、今年1/8主管會報提案，「南榕廣場」為全體教職員工生3500餘票共同以民主投票命名之決議，在1/15轉陳校務會議表決，會中竟以70:21之比數否決並取消廣場命名案，完全無視行政單位過程中種種疏失、違反程序正義、反覆、失信、卸責等行為，本聯合聲明在此提出嚴厲譴責。

　　首先，大學事務乃屬公共事務，校務會議為公開會議，理應接受社會各界檢驗與公評。因此，校方並無任何理由公然阻止學生錄影、錄音，卻於會議中多次阻撓，且連續幾次由本校新聞中心錄製之影片，皆無法觀看，何以監督校園事務？此外，成大校方以各種技術性延宕的行政手段，諸如會議前晚18:20才公布議程，迫使學生與校方立於資訊不對稱之處境，校方掌握了龐大的行政資源，卻試圖規避學生與外界的檢視，有違民主審議之內涵。

　　再者，無論在校務會議內外，校務會議代表應就票選結果進行討論，卻一再針對命名理念之文字內容放大檢視、斷章取義，忽略廣場命名活動已經由主管會議通過，教職員工生票選之結果透過合法程序產生，早已具有強烈代表性與正當性。部分會議代表與校長之言行，導致後續討論失焦、甚至取消廣場命名，空有民主投票形式的校務會議，實為扼殺校園民主之阻礙。

　　其次，於校務會議中，主席由黃煌煇校長擔任，掌握會議進行與發言次序之權柄；在校長已對外表態的前提下，應迴避而未迴避，會議過程中學生代表多次舉手卻未能發言，顯見球員兼裁判之不妥。更有甚者，在材料系林光隆代表提出取消廣場命名之替代案時，未經充分討論，學生亦未能表達意見，就逕行表決，足見各種議事過程之技術杯葛，最終導致廣場命名案遭取消的後果。

　　而部分校務會議代表發言之不妥，更是令人無法接受。其中水利系高家俊教授指「請學生向校長道歉，因為你們動用了外界的政治勢力，把校長叫到立法院去罰站」等，敢問國立大學校長難道不需要接受國會議員之監督？而歷史系王文霞教授扭曲史實，汙衊伊斯蘭文化，錯誤解讀民主精神與鄭南榕追求言論自由之決心，已由鄭南榕基金會發出聲明稿指正。此外，本聲明更要譴責煽動、鼓吹不實言論之化學系吳如容技正，其情緒性之發言，有愧於校務會議之代表身分。政治系莊輝濤教授，多次指稱「政治不應進入學術領域」，卻又提及「藍綠衝突、統獨衝突」等詞彙，假借去政治化之呼籲，才是最政治性的操作手段。試問：政治系教授不討論政治，那要討論什麼？此類企圖否定學生公共參與的言論，實在有違獨立思考、批判行動的大學精神。

　　然校務會議中，仍有多位代表對命名一事發言給予支持與鼓勵，如工科系李輝煌教授、醫學系謝奇璋教授、航太系陳介力教授、歷史系王健文教授，以及關心校園公共事務的師生和社會大眾，在此表達誠摯的感謝，讓我們一起為民主而努力。

　　最後，本聲明亦要轉達1月15日成大「譴責校方，我挺南榕」活動之訴求與理念：
一、 譴責校方（校長、主秘）失信卸責、行政濫權、帶頭違法自行訂立廣場英文名稱（NCKU square）等舉措。要求成功大學黃煌煇校長與陳進成主秘，為其行政疏失與前述失信卸　責之作為道歉。
二、 要求檢討校園空間之學生參與規範，修改〈國立成功大學校園空間命名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
三、 堅持使用成大教職員工生之最高票選結果「南榕廣場」為唯一命名。

　　為捍衛校園民主與大學精神，我們預計下學期將舉行「南榕廣場」之正式落成啟用典禮。屆時，敬邀各位共同參與，並見證成大校園民主實踐之里程碑。

共同聲明發起單位：成大學生會、成大零貳社、南榕廣場命名提案人邱鈺萍、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洪國峰、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林易瑩（陸續增加中）

新聞聯絡人：邱庭筠0980-835-188（成大零貳社社長）
　　　　　　張書睿0912-097-517（成大學生會權益部長）
邱鈺萍0919-085-315（南榕廣場命名提案人）

關於「台獨黨綱」

這陣子柯建銘在提凍結台獨黨綱、或再更早前謝長廷一再提與「九二共識」靠攏的「憲法共識」，我一直覺得，這兩種面對中國的主張，都是搞錯問題、而且等同民進黨的自我繳械。

我猜想這種立場的提出，主要是對國共兩黨「九二共識」的回應：因為中共宣稱只有在「一個中國」前提下才與台灣進行經貿談判，而國民黨又以代理人之姿，宣稱自己最有辦法取得中共信任以攫取選票。所以，2012敗選後至今，民進黨才花了一堆時間在設想怎樣取消自己的台獨色彩，以貼近中共的「一個中國」要求，乞求中共垂憐，分一小角談判桌上的位置給自己。

但這顯然是個完全不符邏輯的作法。

如果國民黨顯然比民進黨好用，中共憑什麼在你民進黨「取消台獨」後就跟你合作？談判桌上沒有「投降輸一半」這種事。如果我是中共，看到你一開始就繳械，當然是繼續追打下去，逼你取消更多東西啊！當你談台獨，就優先打台獨，當你取消「台灣民主共和國」，就接著打中華民國，等到台灣只宣稱自己是個「政治實體」，中共就連政治實體也不承認，直到你成為一個地方政府為止。這才真正符合中共利益。當國民黨已然撤守到「一個中國」這條線上，民進黨還整天只想著把底線往下畫，這等同在跟國民黨搶著跟中共爭寵當小弟。

這種「務實統派」的盲點在於，他們以為中共的紅線是固定的，「一個中國前提」被畫死在那裡，不可動搖。所以才整天想著趨近那條紅線。

但事實是，中共也並非鐵板一塊，當情勢變動，中共也會退讓。最好的顯例是2002年當陳水扁面對中共策動諾魯與我斷交時，一改先前「四不一沒有」的龜縮立場，拋出「一邊一國」論回敬。中共的回應並非立即中止對台的經貿往來，而是令人大出所料地主張兩岸應盡速三通，而且不用以「一個中國」為前提、也不用界定為國內航線，只要界定為兩岸特殊航線就好。提出歷年最不帶政治條件的三通方式。

這證實，當台灣人選擇一個台獨政黨、態度趨激進時，中共的紅線也會浮動。這是因為，雖然中共黨內也不乏民族主義掛帥的腦充血鷹派，但主流仍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從過去1996年選總統射飛彈武嚇，卻反而成為李登輝最佳助選團的經驗，讓中共理解：若明著與台灣人對幹，只會帶來反效果。

因此，對台灣最好的策略，並非去屈就中共那條紅線。而是堅守台獨立場，說服民眾屈就「九二共識」的壞處，並提出完整的兩岸／國際經貿政策，以爭取民眾的支持。

這樣，當有一天台灣人決定讓「以『一邊一國』作為與中共往來前提」的政黨來執政的那天，就是中共退讓之時。

這個道理無他。面對中共龐大的政治經濟脅迫，台灣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我們意欲作一個「好國好民」的團結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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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郭正亮這篇細述柯建銘與黨內細商提出「凍結台獨黨綱」的過程、與郭個人主張，我更加確定：這實在是一個沒腦袋的鴕鳥決策。

據文內推論，凍結台獨黨綱，是「消極求解、去除障礙」，希冀能藉此「讓中共接受」，建構民共制度化交流。簡直奇葩。

我要是中共，看了你這奇葩主張，除大笑三聲之外，只要馬上回一句：「民進黨固然凍結台獨黨綱，但根據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等立場，顯然民進黨仍換湯不換藥，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偷渡『台獨』，本黨不可能接受」，就把你打趴。一秒就把民進黨又困入愁城，立刻回到郭正亮文內提到謝長廷提「憲法各表」時遇到的處境。

這時候民進黨要怎麼辦？再提案凍結《台灣前途決議文》嗎？問題是，廢了《決議文》、連「台灣已是主權國家」的立場都棄守，民進黨還剩什麼？

看來看去，還是林濁水主張的最務實。民進黨根本不用求什麼黨對黨的對話，因為除非你棄守台獨，中共根本不會跟你對話。民進黨唯一應作的是提出可讓民眾信服的經貿政策、死守「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立場與國民黨的「一個中國」作出區隔，爭取支持。

這才是真正的「穩健保台」。

剩下的，就是一些提不出務實的兩岸經貿政策、只會玩文字遊戲，以為這樣可以得到中共垂憐的鴕鳥論述。

郭正亮在文中寫說：「凍結台獨黨綱，有人立刻擔心民進黨將失去台獨DNA，認為將立刻被其他更激進的台獨政黨所取代，這顯然是把『凍結』理解成『廢除』。畢竟，隨著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崛起和國際現實有了更多理解，更多人在意民進黨能否提出『穩健可行的保台政策』，而不是『精神勝利的建國號召』。只要民進黨繼續堅持台灣的價值內涵，在凍結了與國際現實脫節的台獨黨綱之後，反有可能得到更多民眾支持。」

我再說一次：關鍵在提出穩健的國際經貿政策、而非阿Q式地「凍結黨綱」。這種作法不但稱不上穩健，反而是最鴕鳥的精神勝利法。

這「可能」得到更多民眾支持嗎？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不、可、能得到我的支持。若一月九日過後，這成為民進黨正式決策，我會盡我所能地加倍唾棄這個政黨。並且，我相信，這樣的鴕鳥在野黨，終將被取而代之。

誌楊汝椿大哥－－一名我所知道的記者

《壹週刊》的 楊汝椿大哥在年末驟逝。臉書上紀念他的文章，多從早年他任職《聯合晚報》記者時與工運並肩作戰的故事、及後來參與記協的創會與抗爭的故事開始寫起。

但我認識汝椿大哥，是在前年的華隆罷工。

八月下旬一個溽夏午後，我們在華隆二分廠的機車停車廠裡（那是我們那幾個禮拜的夜宿地點、兼產出各種新聞稿／網宣／抗爭標語的工作室），抱著電腦苦惱，感到一籌莫展。

那時，工會已經否決了資方提出的「退休金／資遣費五折」方案，但票數相近，勉強度過一次分裂危機。五十名工會成員徒步北上抗爭，帶來一波新高潮，但隨即又被新的新聞蓋去。罷工行將邁入第三個月，眼看就要開學，除了聲援學生現實的困難、工人們面對小孩動輒數萬的學費，也感到萬分窘迫。這場與資方比氣長的抗爭，沒有人敢預言還能撐多久。

然後，一個陌生、戴著眼鏡，滿臉從容的大叔走了進來，坐在我對面。「我叫楊汝椿，是《壹週刊》的記者。早前在《聯晚》，也跑了多年的工運線。」他自我介紹，接著劈頭就問：「你們對劉政鴻與華隆那塊的關係，了解多少？」

我感到驚訝、又遲疑。驚訝點在於，劉政鴻炒華隆地皮那件事，雖然一直是工人間的傳聞，但一直苦無證據、也從未正式成為工會主打的訴求，從沒有記者主動問過這件事，他怎麼知道？遲疑點在，當時覺得，《壹週刊》聽起來就有點「怪怪的」，「工運記者」聽起來不是苦勞網、就是PNN啊！眼前這個大叔真的可信嗎？

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坦承告訴他我們那幾天剛努力調了地籍圖等資料，但資料量很大，我們尚無力追查地籍圖登記的是否是劉政鴻的人頭；另方面，工會也有其顧忌，認為這個打點不適合由工會來處理。

中年大叔聽完點點頭，表示他理解。他向我們要了地籍圖的影本，同時打了兩通電話。一通電話打給《壹週刊》的「專案組」，把資料回傳；另通電話，則直接打到劉政鴻的手機，他接起電話來像熟人一樣，打笑地說：「縣長啊？我是《壹週刊》楊汝椿」，像熟人似地寒暄一番，然後約了待會在縣長室的採訪。

掛掉電話，他對我眨眨眼，神祕地笑著說：「有時候，還是要爾虞我詐一下。」

語畢，他就拿起資料離開。我看得目瞪口呆，想說，從來沒看過哪個「工運記者」可以這樣跟劉政鴻麻吉麻吉約訪的。這傢伙真的可信嗎？

直到一週後，《壹週刊》出刊，封面故事就是劉政鴻炒華隆地的報導，撰稿記者，掛名楊汝椿。報導內詳細了描述了劉政鴻助陳明朝炒作華隆地的過程，並點出雙方疑似有對價關係的建物所在。那篇報導，立刻成為當天各大電子媒體的報導焦點，為華隆案再掀高潮。

不到半天，工會就接到劉政鴻的電話，邀他們到縣府磋商，由劉政鴻提出「六折退休金、八折資遣費」的方案。隔天工會投票通過，再隔天就與資方拍板定案。整場溽夏罷工，剛好就在第一百天劃下終點。

事後看來，為什麼一路消極裝死的劉政鴻會突然主動出面？為什麼本來一直說沒錢的華隆會突然有了錢？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許正是汝椿大哥的那篇報導。是它迫使劉政鴻非得出面「息事寧人」。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一篇報導的用處，大於工人抗爭的努力、或大於過去一百天眾家獨立媒體的報導。如果沒有過去一百天工人的堅持、付出的種種代價，及各獨立媒體的詳細追蹤，社會大眾根本不會理解何謂「華隆」，《壹週刊》這篇報導也沒有機會在此時起到這個關鍵作用。甚至，依商業考量，《壹週刊》可能根本不會作這篇報導。

但汝椿大哥還是為我們演繹了一次媒體與運動的分進合擊，告訴世人「如何在主流媒體內作一個運動記者」。或者，他也只不過僅僅是，提醒了我們媒體本來的角色。

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對主流媒體不期不待：每場抗爭，如果至少有個畫面就要偷笑；若幫忙整理了表格、平衡了報導與陳述抗爭始末，就已是萬幸。但作為一個有資源與經驗的媒體，他其實還可以主動去挖掘不公，呈現連抗爭者本身都無力獲取的資訊，為運動提供子彈，而非僅僅等著被抗爭者餵養現成材料，或等而下者，連材料也懶得處理。

至今，我仍然好奇汝椿大哥是怎樣知道這個報導方向，是我們當時正需要的痛點？怎樣跟一邊套交情、一邊棒打劉政鴻？他們的專案組又是怎樣掌握到那些資訊？

我最後一次遇到他，是在2012年跨年那晚，楊汝椿大哥以壹週刊工會成員的身分，到反媒體壟斷的跨年晚會上來。聽他聊他對未來的媒體運動的願景。那陣子，壹傳媒工會內部對是否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有不少爭論，許多幹部壓力很大，而汝椿大哥，正是少數到場聲援的幹部之一。

一直想在找時間和他聊聊那篇報導。如今已沒有機會。

直到我看到汝椿大哥臉書上，有朋友上傳他在辦公桌前工作的這張照片。看到他桌上滿坑滿谷的那些資料，我想，也許答案就在裡頭。

謹以此文，紀念我所知道的楊汝椿大哥，及他教會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