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在客廳讀《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覺得很厲害。記下一些筆記。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在井岡山、江西一帶帶著紅軍跟蔣介石打仗的時候，還是每到一個農村就會花十幾天，做一個數百頁的「農民調查報告」。內容細到商品的種類與價格、人群的分類、產銷等等....。林北連一個十幾頁的夏耘訪調報告都要拖半年稿。
農民或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蔡培慧是怎麼想的？有一次，去世新參加研討會，參觀培慧的辦公室。Kuo sh神秘兮兮地跟我說：「你注意到沒有？蔡培慧的書架上放的不是馬恩選集喔，卻有列寧全集。」
列寧在革命策略上修正馬克思的理論，將農民納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輔助性力量。毛則根本地否定了工人階級作為革命力量主體、也否定了列寧主義主張的「先鋒黨領到群眾」的路線，而選擇相信人民的民粹主義路線。
毛的論述是，農民才是構成當時中國人口的主要基礎。農民受地主剝削、地主供養軍閥、軍閥再庇護資產階級。因此自發的農民運動其實最有革命潛力。
當然是不能套用在現代化台灣社會。但有些痕跡可以找。劉政鴻是不是地主階級？這種「現代地主」不再透過農作的強徵來具體剝削，而是透過「圈地」的方式來直接剝奪農民的生產工具。農民對這種「地主」的抵抗要如何看待？
他最終會如同馬克思的預言，在短期的抵抗後回歸順從既有的邏輯、還是可能像毛澤東信仰的「唯意志論」，可能跳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在農村裡面實現社會主義？像主婦聯盟、社區支持型農業這種實踐方式，是印證後者設想的實踐嗎？這種實踐方式的思想資源來自後續怎樣的理論辯論？成效如何？有什麼具體案例？
關於組織形式。農陣的組織顯然不是「列寧主義式」的，那又算是什麼形式？在革命中，知識分子的「意識」與群眾的「自發」始終有緊張關係。列寧選擇的方式是組建「先鋒黨」，主張「灌輸無產階級意識」給群眾；早期的毛澤東則選擇相信民粹主義，認為未經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毒化（像是城市裡的工人階級）的農民保有傳統的優良性格，本身就有趨向社會主義的潛能。
農陣的運動裡隱然也有著「意識」、與「自發性」的矛盾。怎樣的組織形式有助解決這種問題？
關於整肅。在「長征」之前，主張土地改革的毛、朱、彭紅軍，與江西地區主要以富農階級掌握的黨組織產生矛盾，也與仍堅持馬克思工人革命路線、鄙棄「槍桿子出政權」的上海黨中央、及「留蘇派」發生矛盾。在蔣介石的圍攻下，中共黨內以清除國民黨特務組織AB團為藉口，開始內鬥、屠殺。許多人被貼上「AB團」標籤而被清理。
「貼標籤」這種事真是古今皆然。貼標籤的動機可能出於理念上的歧異（黨中央與毛）、階級衝突（江西幹部與毛）、權力鬥爭（黨中央與江西幹部）。
我們貼趙剛標籤、趙剛貼我們標籤的理由，是出於哪些因素？
「問題與主義」。五四運動後知識分子分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陣營，1920年十月，胡適有感訴諸「根本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蔓延，認為這種主義跟中國社會現實背離、無助解決問題，所以要大家少學舌、多研究點問題。中共創黨人李大釗則回應，要解決問題，必須要透過主義的辯論、來提出共同的意識形態來發動群眾運動。
和C君談論過，自從史明以降，好像左獨派就沒什麼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性質分析」。這可能也是左統派令人尊敬的原因。像是陳映真和陳芳明的論戰。至少，陳映真是依據馬克思理論去試圖對台灣的社會性質作出詮釋。你可以說陳映真教條。但相較之下，陳芳明的歷史三階段論卻顯得很「文化研究」而薄弱（也許是我不懂「後殖民」）。
延續左統的傳統，高偉凱也說，「必須對台灣整體的問題作出政治判斷（對他們來說就是反美帝），像工委會那樣，迴避統獨，是政治幼稚病。」
那到底左獨派的社會性質分析在哪裡？吳介民的論述是很好的嚐試，但比較像個起頭。吳叡人寫「賤民宣言」，但也還欠缺實證。
有一次和吳叡人聊這個，他說90年代以降，社會主義陣營破滅後，就很少有人在用馬派的理論做這種分析。但某種程度的社會性質分析仍然必要。「但是不要只來逼我嘛。」他說，「應該去把你們社會所裡面的老師都逼出來。」這種工作一定需要跨領域學者的合作。
如果要主張「中華帝國主義」對台灣社會的通盤影響，我們勢必需要一個社會性質分析來好好考察。要做分析，勢必得多談點主義、依據實證來做辯論。問題是，我們的教授們是不是陷在「問題」裡太久了，好像應該是時候來談點「主義」？
「問題與主義」。五四運動後知識分子分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陣營，1920年十月，胡適有感訴諸「根本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蔓延，認為這種主義跟中國社會現實背離、無助解決問題，所以要大家少學舌、多研究點問題。中共創黨人李大釗則回應，要解決問題，必須要透過主義的辯論、來提出共同的意識形態來發動群眾運動。
和C君談論過，自從史明以降，好像左獨派就沒什麼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性質分析」。這可能也是左統派令人尊敬的原因。像是陳映真和陳芳明的論戰。至少，陳映真是依據馬克思理論去試圖對台灣的社會性質作出詮釋。你可以說陳映真教條。但相較之下，陳芳明的歷史三階段論卻顯得很「文化研究」而薄弱（也許是我不懂「後殖民」）。
延續左統的傳統，高偉凱也說，「必須對台灣整體的問題作出政治判斷（對他們來說就是反美帝），像工委會那樣，迴避統獨，是政治幼稚病。」
那到底左獨派的社會性質分析在哪裡？吳介民的論述是很好的嚐試，但比較像個起頭。吳叡人寫「賤民宣言」，但也還欠缺實證。
有一次和吳叡人聊這個，他說90年代以降，社會主義陣營破滅後，就很少有人在用馬派的理論做這種分析。但某種程度的社會性質分析仍然必要。「但是不要只來逼我嘛。」他說，「應該去把你們社會所裡面的老師都逼出來。」這種工作一定需要跨領域學者的合作。
如果要主張「中華帝國主義」對台灣社會的通盤影響，我們勢必需要一個社會性質分析來好好考察。要做分析，勢必得多談點主義、依據實證來做辯論。問題是，我們的教授們是不是陷在「問題」裡太久了，好像應該是時候來談點「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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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書，打出筆記的清晨讀到周奕成這篇新文，感覺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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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禮拜也斷斷續續在讀《陽光時務》這期作的「去毛困局」專題，裡面提的主要是毛掌政後的種種問題，以及毛主義輸出東南亞國家後的各種經歷。加上之前做的「陳獨秀專題」。
可以理解《陽》對毛的批判、以及標舉陳獨秀的民主主義來批判現下的中共，這也是必須的。但大概也稍可理解左統派對一概否定中共共產革命的憤慨、及其歷史情結。中國共產革命的確動人。可以想像這些經歷作為年輕時代的理想依歸、晚年仍願為墮落的政權辯護的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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