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旁的人都不關心這些議題怎麼辦？」

【「我身旁的人都不關心這些議題，怎麼辦？」】

常常被問起這樣的問題：「我身旁的朋友都不關心這些議題，該怎麼讓他們理解？」、「我家人很難溝通，他們都不願意懂我在關心什麼」。

大哉問，每次都答不上話。因為老實說，我也不是很知道該怎麼辦。我也常困擾於這種挫折。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二那年，在苗栗火車站前宣講。那時，我已經累積了從高中以來的少數社運經驗、剛經歷大埔事件。在一些社團內部開會、或講座的場合，學會侃侃而談。但初次回到家鄉、熟悉的火車站，面對等著搭車的鄉人，卻陷入難堪的失語。

我嘴裡講著在那些抗爭場熟悉的一套話語：大埔、灣寶、區段徵收、土地正義、工業區閒置、蚊子園區、炒作地皮......。但鄉人只是無視，好像所有這些都與他們沒有關係。

那時候，劉政鴻舉債辦的各種多明哥、卡列拉斯、巨星演唱會正打得火熱。鄉人只是穿越我，去看我身邊的活動海報。或是準備搭著火車，去參加那些活動。

我感到各種挫折。我嘴裡說著「這些事跟每個苗栗人都有關。今天拆大埔，明天就拆你家」，卻愈說愈心虛。這當然跟每個苗栗人有關。但我沒有能力給出更細緻、更有說服力的關聯。

我發現我並不了解眼前的這些人：他們關心什麼？他們煩惱什麼？當他們奔赴一場又一場的縣府演唱會，他們心裡在想些什麼？

在那之前，我和夥伴們常常驚喜於自己掌握了「真理」，覺得自己是為鄉人帶來火炬的普羅米修斯。但事實上，我們宣稱關心苗栗，卻一點也不理解苗栗人。

於是，後來的幾年，我們走入更深的鄉間，從夜市、農田、工廠、文化慶典等角度切入，去認識更多人，理解各階層、各地區苗栗人的想法。

這樣跑下來，我還是沒有把握自己能夠完全理解自己的故鄉。但至少比如說在碰到雞腿飯阿姨的時候，我慢慢能夠學會考量對方的經驗與想法，同時與他交換我對議題的理解。

後來每次被問起這類問題的時候，我就想起這段經驗。我覺得解答問題的關鍵，或許在於：「在你要你朋友理解你關心的議題前，你是否有先關心你身邊那位朋友？」。

比方說，你外婆無法理解你幹嘛跑去死守人家的田嗎？也許你可以跟你外婆到她的田裡去看看，再向她解釋稻子被鏟掉的影片；

你的打工族朋友覺得你支持關廠工人臥軌的行為很偏激嗎？也許你可以先理解他打工的環境，和他聊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文章，問他爸媽是不是和那些工人同樣準備領隨時可能落空的舊制退休金；

你讀高中的弟妹覺得 振聲學生聯盟這些人很無聊，不爽不要讀嗎？也許先和他聊聊，有沒有不爽自己學校裡的鞋禁、襪禁、髮禁、有沒有特別討厭教官做些什麼事情？然後，來聊聊學生自治；

你做服務業的爸媽覺得那些為「服貿協議」翻立院圍牆的學生根本黨青、簡直有病嗎？或許你可以下載服貿開放的清單，檢查你爸媽的職業有沒有在裡面，然後，在飯桌上一起討論，開放後，你家可能面臨的處境。

這很累人。既要理解、又要對各種議題多所掌握，還要抓到議題與你朋友的關聯，還得講得有說服力。有些朋友聽了會跟著問：「這些我知道了，那然後呢？」，你還得備妥行動方案。但有時候，朋友不聽你談議題，也許正因為你對他理解不深、對議題的掌握不夠，對如何行動，也沒怎麼想過。

家人也是。

和身旁的人聊，最常聽到家人對學生運動的評論，不外乎「哎呀，那些學生傻傻的，一定都被民進黨煽動、利用」，或者「就算你們對又怎樣，政治很複雜，你們鬥得過他們嗎？」。每次聽都覺得靠北。想說：「靠邀，我念社會學，又搞過運動，你們都被媒體洗腦，哪可能比我懂政治？」

直到有一次，因為一個集遊法的案子被當「首謀」，到警局作筆錄的時候，那個爸媽年紀的警察從頭到尾只追問我一個問題：「你是如何煽動、煽惑學生到現場？」，即使我講了一百次，沒有人煽惑，大家都是自主前來。

在看著那個警察用很慢的打字速度把我的話key進電腦的時候，我想起很久以前翻過的《重審美麗島》。發現三十年前，那個國民黨將抗議群眾抹黑為被「黨外=台獨=中共」這個「三合一敵人」煽動的年代，離我們並不遙遠。

我們的爸媽，就是在那個年代成長起來。

我們以為家人不懂政治。但我們錯了。他們從戒嚴時代走來，曾經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每一件事，有那件不是政治？

為什麼他們覺得我們「被利用」？為什麼他們總是還沒開始就認定「鬥不贏」？這些尖銳的質疑背後，或許有著各種幽暗的委屈與傷口。家人理解的「政治」到底是什麼？或許得更進一步，深入那段歷史、與他們的生命經驗，才得以理解。

或許做完這些功課，我們才得以進一步與家人溝通，釐清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歧異何在。

寫到這裡，想起馬克思的話：「哲學家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但重點卻在於改變世界」。接觸運動、接觸政治，常會讓人感覺自己掌握了「真理」，急著向周遭的人們訴說，以為自己在改變世界。但驀然回首，才發現，我們可能只不過換拿了一本「馬克思經」來解釋世界而已。我們恰恰成為馬克思最鄙棄的那種人。

改變世界，必須仰賴更多人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促成制度的變革。而讓更多人加入行動的基礎，就是深入的對話、與互相理解。

我不是一個很擅長理解、關照他人的人，時常作得很糟。但我期許自己，能持續地朝這方向努力。

雞腿飯阿姨的故事

剛剛在吃雞腿肉燥飯的時候，被老闆娘痛罵一頓。

這是國中吃到現在，覺得苗栗市最好吃，每次回來必吃的肉燥飯。

一進門，阿姨看我的眼神就怪怪的。就在我填內用單的時候，她當著大排長龍的客人的面，拉開嗓門對我說：「拜託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大概是看到這陣子的新聞，她講起大埔的事。觀點是常見的「抗爭的都只是貪婪想提高補償金，會吵的小孩有糖吃」。

她說：「要不是這個縣長有魄力，苗栗哪可能會賺錢、會發展成現在這樣？」

我說：「真的有發展嗎？他當縣長到現在負債多了250億耶，那些開發案也很多都是假的啊，都馬他自己賺去。」

她說：「他賺不賺我不管。那些負債只是現在，你等著以後就知道了。阿姨是苗栗人，從小就住在苗栗，阿姨比你清楚。我們從以前那樣什麼都沒有，發展到現在這樣，我們很清楚。」

我說：「我也是苗栗人，也從小住在苗栗啊。」

她說：「你高中就出去了，後來根本就很少回來。你那樣不算。我們住在苗栗的人一定比你清楚。其實很多苗栗人看你們那樣鬧都受不了了。只是阿姨比較敢講而已。」

講了一陣，阿姨說她要做生意，不講了。她說：「阿姨講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笑一笑，走進店裡，在全店客人的注目下，默默吃起我的雞腿肉燥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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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吃邊想，這個對話裡，至少有兩件事：

一、為什麼劉政鴻可以作「五星級縣長」？為什麼「苗栗人榮譽感」調查會連年居冠？關鍵就在，劉政鴻讓苗栗人看見：他在推動「二十一項旗鑑計畫」、他請得動卡列拉斯與多明哥、他把縣政府改建得富麗堂皇。當苗栗人看著國慶煙火在劉政鴻老家前方綻放的時候，人們覺得，苗栗終於被全國注視、終於可以從「三等縣」的污名裡翻身。

但人們看不見這些「發展」背後的虛妄，看不見這些鴉片般的煙花，是要以無數的負債、要以我們這一代人的未來，作為代價。

劉政鴻的成功之處，正在於他成功掌握了苗栗人這種「自卑感」，擅於宣傳。

或者，苗栗人也都多少懂得這些「發展」底下的圖利與貪婪。但人們選擇妥協、選擇視而不見。你強求什麼呢？劉政鴻至少已經是這麼多年派系政治底下，最讓人們具有「榮譽感」的縣長了。

要扳倒劉政鴻，反對還不夠，我們至少得提出另一套能使苗栗人覺得自信、覺得被看見的替代方案。

二、但，提出方案的同時，你還得獲得信任。而「你們這些『假苗栗人』」，不值得信任。

當年國中班上就是你們這些人，成績好的，受盡老師寵愛、畢了業就逃離苗栗，去到台北新竹台中，求學、就業、成家，再也不會回來。留我們這些離不開的苗栗人，繼續作著「三等縣民」、繼續受苦。

這個縣長才是真正和我們一起受過苦、引我們走入奶與蜜之地的摩西。

現在你們說要回來，但你們懂什麼呢？你們即使懂、即使提出了好的對策，我們又憑什麼信任你們呢？畢竟，你們總有退路。你們曾經拋下我們，未來，也可能隨時回到你們在新竹台北台中的家。遠遠離開。

就好像， 楊長鎮網路後援會在2012年選立委的時候，也曾提過許多具長遠戰略、也兼顧社會正義與苗栗發展的政策。比方他主張善用華隆周邊那塊工業區用地，轉型成目前台灣正缺乏的研發中心。

但七成的苗栗人，還是選擇了國民黨，讓他們把工業區用地納為己有、變更地目，炒樓炒地。然後再來瞎掰「工業用地」不夠，繼續毀田拆房、繼續炒樓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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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能怎麼辦呢？想起李威宜老師在〈荒謬的大埔事件
究竟我們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一文中，針對地方行動者的行動的精準批判（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4995）。

這路途艱困。其實，除了留在苗栗的人們以外，背著「假苗栗人」原罪的人們，又何嘗不感到痛苦呢？

吃完飯，臨走結帳之前，困擾說，阿姨會不會又開啟話端、自己又要怎樣適切地回應呢？

結果說了再見，阿姨只一改臉色，笑著問了一句：「啊你怎麼沒去過情人節？」

我說：「阿就沒情人啊。」

她笑說：「上次帶回來那個那麼正，怎麼會沒情人？」

我傻笑了一下，就擺擺手走了。

唉，阿姨，其實我一直都不敢對妳說，你才是我所見過最正、最性感的肉燥飯阿姨啊。

那晚，在縣府廣場

連著一個禮拜熬夜到中午。昨夜晚會結束，凌晨和大家到台中榮總急診室，請醫護人員轉交慰問卡片給受傷的張姓員警，希望他早日康復。早上六點回到基地、下午回到家，然後就不省人事，一直睡到現在。

期間，中午短暫睡醒，和大家開著戰車，到基地附近，看了海。後龍的午後鮮少人車、海邊濕悶平靜。感覺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話。望著海發呆。只在搭著戰車回家的時候，看見一些路邊的鄉親，對著我們揮手、喊加油，笑了一下。

許多人問：「為什麼要丟雞蛋？」。

我想起那天去劉政鴻家潑漆完，移送地檢署的時候，遇上的一位充滿正義感的檢察官。她看起來畢業不久，眼神真摯。

她最後對我們說：「我也支持你們做社運。但你們下次可不可以用合法的手段？你們要想想，用這種手段除了讓社會認為你們是暴民、還像這樣被移送，耗了一整天的時間。你們卡在這裡，什麼也不能做，大埔那邊怎麼辦？如果政府又趁這個時間去強拆了呢？誰去保護大埔的鄉親？」

她說：「以上這些話，也許你們也不見得聽得進去，但希望你們好想想。」語畢，無保飭回。從偵查庭走出來的時候， 林沁哭了。這幾個月在苑裡抗爭，被警察暴力逮捕、進出苗栗地檢署好幾回的她說：「聽她的話我很感動。但我想說，妳也告訴我們，我們到底還能怎麼辦嘛！」

我們還能怎麼辦？面對龐大的利益集團、眼下日益加劇的鎮壓，我們還能怎樣表達嚴正的抗議、引起世人的關注？

「為什麼要丟雞蛋？」這個問題，不只你們問。行動前，我們也已經問過彼此幾百回。直到確認，這已經是我們最後、且是必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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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砸雞蛋無非就是搏版面，像庸俗的八點檔連續劇。

但其實，砸雞蛋這種不專往執法人員砸、不造成不可回復的損害的行動（當晚絕大部分的雞蛋是朝縣府飛去，且我們刻意讓群眾保持在廣場外側、未接近縣府，雞蛋也在縣府調來的消防水車沖刷下，在半小時內清理完畢），是一種「非武力抗爭」的「公民不服從行動」。

而「公民不服從」的核心，就是，「以非武力的行動，刻意牴觸某項法律、且願意承擔刑責的方式，來表達抗議。」

我們不是一群不負責任、丟蛋快閃的群眾。行動前我們很清楚，這晚過後，我們許多人都準備接到地檢署的傳票，面臨起訴、判刑的處分。

我們要傳達的意念很簡單，就是，「人民的憤怒強大到，即使須背負刑責，也要對政府表示抗議。」

至於媒體要不要報導、怎麼報導，那是媒體的事。

至於「砸雞蛋很浪費」的問題，昨天已經說明過了，那是種雞農提供的未受精的臭雞蛋，本來就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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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我們很笨，昨晚縣府唱空城、不派警力，等的就是我們進攻，再來把我們抹成暴民，所以不該砸蛋。但我總覺得，奸巧的政客有各種算計，各種行動的形式他總有後話。而既然我們要表達的事情清楚，就以直待之。

堅持、與投（天賜良）機，這是我們和劉政鴻的不同。

劉政鴻算著千方百計：昨日警力全藏在縣府裡，只派人蒐證，本人躲了整晚、不回應訴求、不出來「探視」上千憤怒的苗栗縣民，直到警員受傷，才由縣府主動發新聞稿，說縣長連夜趕去探視。

劉政鴻說自己很委屈，昨夜已刻意「放軟」、不派警力，但群眾還是不理性。

但事實是，劉政鴻在事前場地的申請程序上，就已千方百計打壓，不只限制集會時間、還要求「不得集會演講」。這意味著，即使不派一兵一卒，昨晚的集會即使和平走完，仍注定是一場「非法集會」，警方還是可以完全可以依《集遊法》將我們移送論罪。

這種「放軟」，不過是用來掩飾本質的暴力。

又，縣警局在晚會進行期間，就已經主動告知：「我們知道你們有雞蛋」。而且蒐證的人員早從下午就已經在縣府周遭各至高點架起攝影機。但即使如此，劉政鴻還是選擇要少數警員站在人民雞蛋的正前方不動，也不為執勤的員警準備護目鏡。

面對劉政鴻刻意營造的弱弱相殘，感到很痛苦。所以在砸完蛋後，我也特別在舞台上，與群眾一起向警員們彎腰致意。

昨晚結束，得知員警受傷，大夥都很難受。才連夜趕至台中榮總，囀交慰問，希望張大哥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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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談回來雞蛋作為手段的問題。許多人說：「還仲丘公道！- 公民1985行動聯盟都可以和平抗爭，你們憑什麼砸蛋？」

許多人歸咎「人少」是主辦單位的責任。

但請同時一起來審視洪案與大埔案所面臨條件的不同：

人民共感：
洪案喚起的是全民的軍隊惡整共同記憶，直接的受害方式是不幸的死亡；

但鮮少有人面臨過徵收、拆屋的苦痛，都市的中產階級，對農人與家園、農地的感情，也很難直接理解。

既得利益與人民矛盾：
軍隊的體系是封閉的，很少有人民可以與軍隊共享什麼利益，軍隊也很難說服他的作為是為「大眾著想」；

但劉政鴻的金權政治分贓給許多人民，形成穩固的「既得利益集團」，同時也有龐大的宣傳機器，可以說服分贓體系外的苗栗人「拆大埔是為苗栗發展」。他可以毫不費力，令人民互鬥。

反動勢力：
軍隊內部、乃至軍隊與國民黨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矛盾；

但劉政鴻、及其背後的分贓政治，卻是國民黨來台60年至今，最主要的執政基礎。這也是為什麼中央不敢得罪劉政鴻的原因，因為他靠這套，手上能握有苗栗70%以上的選票。

媒體報導：
洪案除了因為人民共感強、矛盾少，而形成全民共識，市場龐大、有利報導以外，阻力也小：因為軍隊和媒體集團關聯甚小，國、民兩黨掌握媒體的財團，也鮮少會因為挑戰軍隊而失去利益；

但大埔案直接挑戰了國民黨的執政基礎，靠地方政府買「業配」吃飯的地方媒體封殺新聞、全國性媒體背後的主要廣告經費來源－－「房地產商」更本身就也是「共犯結構」一員，靠劉政鴻這種掮客炒地炒房。

就連《自由時報》老闆，本身也是炒地王。你說，「《自由》不是都給你們最大版面、最挺你們了嗎？」。是沒錯。但再怎麼挺，也不可能像洪案那樣，深入細節、沒日沒夜的追查。因為一但追查，全台各地用同一套炒地的政商，都要一起完蛋。

而媒體的報導與否、報導方向，又回過頭來直接影響到參與者的人數。

以上。是我對兩個運動條件的主客觀差異，做的粗淺觀察。

正因為對方如此頑強、關注者較少，因此我們不得不以採取砸蛋、承擔刑責的方式，來拉高抗議的強度。

大埔案抗議者人數較少，不代表劉政鴻做得比較正確、不能全指責抗議者比較不努力，在「想當然」的對比之前，請先面對這些差異，一起想想這更頑強的既得利益結構，該怎麼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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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想起昨晚印象最深刻的兩個場景。

一個是當 Weiche Fu代表通霄青年上台時，我問台下：「現場還有通霄人嗎？」。一位大哥從台邊竄出來大喊：「在這裡！」

傅偉哲說：「他是我爸xD.....。」傻笑了幾聲，後來講講就開始哭了。

這是傅偉哲、和傅偉哲他當國小老師的爸爸。他們為傅偉哲所參與的政治，吵了三年的架。

而今天，他們一起站在這裡。

一個是晚會開始前，兩個穿著大倫國中的國中生騎車過來。他們是即將升國三、正在暑輔的學生，說網路上看到訊息，待會補習完會過來。

晚會進行時，那個國中生又來找我打招呼。他說，他也想走我走過的路。

最後，我想對昨晚在那廣場上所有夥伴說的是：

這路艱難。未來還有許多挫折的時候。但有了夥伴，我們就不孤單。

許多一晚難以說清的話、做完的事。且讓我們用一生的時間，把它做完。

送張木村大哥

早上趕回灣寶送木村大哥最後一程。

灣寶是我高中肄業那年，第一個走入的農村。在箱姨一家身上，學習土地、抵抗、與樂天。

最後幾次看見木村大哥，是華隆罷工時，他們夫妻倆時時開車到現場來獻策。木村大哥提醒我們必須主打劉政鴻、陳明朝炒作土地的痛處。意氣風發，儼然職業革命家的態勢。

沒有想到，這麼突然。

送木村大哥的路上，整個灣寶里的村人都來了，和五年來在各處反對徵收、守護農村的夥伴們走成長長一列。送葬歌聲中，不時有人停下腳步、踏上路旁好不容易守護下來的土地，遠望龍雲宮。

木村大哥。這冬日有淒涼的風。但我們走過的路上仍有沃土、有熱愛土地的人群。日頭暖起的時候，這裡仍會長出西瓜、土豆、和蕃薯。你的後生會與他「熱血青年社」的夥伴，帶著一代又一代的熱血青年回來這裡，與你熟悉的村人、與你的愛人箱姨反覆踩踏耕耘這片你深愛的土地。

一如你在生時看顧的。我們彼此看顧。

一路好走。

陪我回家

寒假前後，S陪著，回苗栗當介修的伴郎、短暫回家收房租。拍了一堆閃照。


當伴郎站在紅地毯上看新郎從證婚人（柯志明老師！）手上接過新娘的時候。也是有興起一股衝動想結婚。

（雖然這種衝動在吃喜宴到一半、出去抽菸吹風的時候就被打消了....）

苗栗火車站。

高中開始，總是背著沉重行李，一個人回家、一個人走。經過地下道，望著鏡子裡的自己發呆。在第二月台上，感到酷熱或寒冷。日子久了，慢慢都想不起，自己到底曾不曾回來、為何回來、又怎麼走的？

那種時候總是在想。

什麼時候，可以有人陪我回家、帶我離開？在我自己都要忘記自己的時候，還能有人，幫我記得。

上禮拜回家不小心翻到七年前國中畢業時，領到的全勤獎、跟劉政鴻頒的縣長獎狀（那年的縣長獎只有獎狀、跟一個盤子）。現在看起來都意味深長。

後面那個貼在門上的對聯是國二的書法作業。「青天白日滿地紅」是同學 邱鼎恩寫的。我自己寫的上聯是「和平奮鬥救中國」。

那時候剛上完民國初年的歷史課，上到最後一段「東北易幟。北伐至此，全國完成統一」的時候看了情緒激動。後來每天唱國歌都唱得很大聲、連規定不一定要唱的國旗歌我也獨步全場地唱。

國中的時候，我最常看的電視台是中天電視。高三之前，每天買的報紙叫做《中國時報》。

後來每次回到苗栗房間，回想國中時代，都有種黑色幽默感。

關於「毛主義」的讀書筆記

半夜在客廳讀《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覺得很厲害。記下一些筆記。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在井岡山、江西一帶帶著紅軍跟蔣介石打仗的時候，還是每到一個農村就會花十幾天，做一個數百頁的「農民調查報告」。內容細到商品的種類與價格、人群的分類、產銷等等....。林北連一個十幾頁的夏耘訪調報告都要拖半年稿。

       

農民或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蔡培慧是怎麼想的？有一次，去世新參加研討會，參觀培慧的辦公室。Kuo sh神秘兮兮地跟我說：「你注意到沒有？蔡培慧的書架上放的不是馬恩選集喔，卻有列寧全集。」

列寧在革命策略上修正馬克思的理論，將農民納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輔助性力量。毛則根本地否定了工人階級作為革命力量主體、也否定了列寧主義主張的「先鋒黨領到群眾」的路線，而選擇相信人民的民粹主義路線。

       

毛的論述是，農民才是構成當時中國人口的主要基礎。農民受地主剝削、地主供養軍閥、軍閥再庇護資產階級。因此自發的農民運動其實最有革命潛力。

當然是不能套用在現代化台灣社會。但有些痕跡可以找。劉政鴻是不是地主階級？這種「現代地主」不再透過農作的強徵來具體剝削，而是透過「圈地」的方式來直接剝奪農民的生產工具。農民對這種「地主」的抵抗要如何看待？

他最終會如同馬克思的預言，在短期的抵抗後回歸順從既有的邏輯、還是可能像毛澤東信仰的「唯意志論」，可能跳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在農村裡面實現社會主義？像主婦聯盟、社區支持型農業這種實踐方式，是印證後者設想的實踐嗎？這種實踐方式的思想資源來自後續怎樣的理論辯論？成效如何？有什麼具體案例？

       

關於組織形式。農陣的組織顯然不是「列寧主義式」的，那又算是什麼形式？在革命中，知識分子的「意識」與群眾的「自發」始終有緊張關係。列寧選擇的方式是組建「先鋒黨」，主張「灌輸無產階級意識」給群眾；早期的毛澤東則選擇相信民粹主義，認為未經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毒化（像是城市裡的工人階級）的農民保有傳統的優良性格，本身就有趨向社會主義的潛能。

農陣的運動裡隱然也有著「意識」、與「自發性」的矛盾。怎樣的組織形式有助解決這種問題？

       

關於整肅。在「長征」之前，主張土地改革的毛、朱、彭紅軍，與江西地區主要以富農階級掌握的黨組織產生矛盾，也與仍堅持馬克思工人革命路線、鄙棄「槍桿子出政權」的上海黨中央、及「留蘇派」發生矛盾。在蔣介石的圍攻下，中共黨內以清除國民黨特務組織AB團為藉口，開始內鬥、屠殺。許多人被貼上「AB團」標籤而被清理。

「貼標籤」這種事真是古今皆然。貼標籤的動機可能出於理念上的歧異（黨中央與毛）、階級衝突（江西幹部與毛）、權力鬥爭（黨中央與江西幹部）。

我們貼趙剛標籤、趙剛貼我們標籤的理由，是出於哪些因素？


「問題與主義」。五四運動後知識分子分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陣營，1920年十月，胡適有感訴諸「根本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蔓延，認為這種主義跟中國社會現實背離、無助解決問題，所以要大家少學舌、多研究點問題。中共創黨人李大釗則回應，要解決問題，必須要透過主義的辯論、來提出共同的意識形態來發動群眾運動。

和C君談論過，自從史明以降，好像左獨派就沒什麼嚴格意義上的「社會性質分析」。這可能也是左統派令人尊敬的原因。像是陳映真和陳芳明的論戰。至少，陳映真是依據馬克思理論去試圖對台灣的社會性質作出詮釋。你可以說陳映真教條。但相較之下，陳芳明的歷史三階段論卻顯得很「文化研究」而薄弱（也許是我不懂「後殖民」）。

延續左統的傳統，高偉凱也說，「必須對台灣整體的問題作出政治判斷（對他們來說就是反美帝），像工委會那樣，迴避統獨，是政治幼稚病。」

那到底左獨派的社會性質分析在哪裡？吳介民的論述是很好的嚐試，但比較像個起頭。吳叡人寫「賤民宣言」，但也還欠缺實證。

有一次和吳叡人聊這個，他說90年代以降，社會主義陣營破滅後，就很少有人在用馬派的理論做這種分析。但某種程度的社會性質分析仍然必要。「但是不要只來逼我嘛。」他說，「應該去把你們社會所裡面的老師都逼出來。」這種工作一定需要跨領域學者的合作。

如果要主張「中華帝國主義」對台灣社會的通盤影響，我們勢必需要一個社會性質分析來好好考察。要做分析，勢必得多談點主義、依據實證來做辯論。問題是，我們的教授們是不是陷在「問題」裡太久了，好像應該是時候來談點「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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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書，打出筆記的清晨讀到周奕成這篇新文，感覺很有趣‧

小革命算不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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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禮拜也斷斷續續在讀《陽光時務》這期作的「去毛困局」專題，裡面提的主要是毛掌政後的種種問題，以及毛主義輸出東南亞國家後的各種經歷。加上之前做的「陳獨秀專題」。

可以理解《陽》對毛的批判、以及標舉陳獨秀的民主主義來批判現下的中共，這也是必須的。但大概也稍可理解左統派對一概否定中共共產革命的憤慨、及其歷史情結。中國共產革命的確動人。可以想像這些經歷作為年輕時代的理想依歸、晚年仍願為墮落的政權辯護的那種感覺。